從“安全島”到“救命島”

　　“把孩子放到廣州，我們放心”。棄嬰的父母，除了本地的，還有從貴州、湖南、云南、重慶等地遠道而來的。

　　民政部門表示，建立棄嬰島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嬰兒在被遺棄后身心再次受到外部不良環境的侵害，提高遺棄嬰兒的存活率，使其能夠得到及時治療和救助。

　　在生命面前，一切法律、道德上的爭議，或許都可以從寬容角度，尋求和解。

暫停的“嬰兒安全島”已被宣傳展板圍住。

　　可“安全島”被誤解為“救命島”后，各方壓力由內而外顯現，尤其是工作人員需要面對那些徘徊在“嬰兒安全島”外的家長時。

　　“唉，又要去干壞事了。”晚上一坐到距離棄嬰島僅20多米的傳達室內，蘇揚說自己的心情就特別沉重。監控大屏幕上，實時顯示福利院區域內各路段的情況。一看到地上有個袋子或者有人抱著小孩進門，就會條件反射一樣地想：是不是又來丟小孩的?

　　經歷過一幕幕撕心裂肺的現場，蘇揚與同事們到后來都感覺到有點麻木，“勸的時候很機械，不能帶感情，一帶感情就勸不走了，必須要扮得兇一點兒”。

　　蘇揚說，心里暗自恨自己。來的每個人都哭得很傷心，他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想這樣做，絕大部分都是逼出來的。“有這樣(重病殘)一個小孩的家庭都是很不幸的，不管有錢沒錢。不管放棄、治療，其實家庭都毀了。”

　　2月的一個夜晚，蘇揚正在值班，看見一輛東莞牌照的汽車開進了福利院的大門。他看到一對年輕父母抱著嬰兒下車，孩子的爺爺奶奶跟在后面，哭了好久。

　　嬰兒父親向福利院值班人員講起全家人的傷心事，孩子才一個多月，患有不治之癥，從出生就搶救，所有的辦法都想盡了，結果還是到了醫院拒收的地步。“真不是錢的問題。”嬰兒父親向在場人員強調。

　　蘇揚眼見著孩子的奶奶跪在島門口，咣咣磕響頭，哭著說“孩子，對不住你”。家人哭著將嬰兒車推進島內，又哭著推出來，癱倒地上。蘇揚等人上前勸解，但對方最后還是選擇放棄，將嬰兒留在了棄嬰島。

　　如此的場景，幾乎每個值班的夜晚都要上演。蘇揚遇到最年輕的父母還不滿20歲，那是一對從重慶趕來的農民小夫妻，懷中的男嬰才40多天，被查出先天性心臟病、喉骨發育不全、腦部發育不全等四五種病癥。傾盡全部家底，帶孩子來廣州治療，一個月花了幾十萬，后來還欠醫院8萬。被迫出院后，一個廣州朋友向小夫妻提到了棄嬰島。打車前來，車費都是朋友墊付的，可見其當時的窘境。

　　蘇揚記得小伙子從開始就很理智，詢問了一些有關棄嬰島的問題，還能聽得進在場人員的勸說。他自己說真的不想放棄，但是如果回家，就怕孩子沒有輸氧，會死在半路上。

　　據福利院多名工作人員總結，棄嬰的父母，除了本地的，還有從貴州、湖南、云南、重慶等地遠道而來的。蘇揚曾問過一名棄嬰家長，你們當地不也有民政局福利院嗎?對方回答稱，條件跟你們這里沒法比，把孩子放到廣州，我們放心。

　　有待完善的救助之路

　　劉釗說，他最為期待能獲得政府部門的幫助，“他們能給我一些幫助，孩子我是肯定不會送去的”。

　　民政部門表示，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會適時重開“嬰兒安全島”。

　　但重開沒有具體時間表，一名福利院內部人員甚至悲觀地認為，棄嬰島的重啟會無限期延遲下去，直到后期保障跟得上、能夠馬上分流。

　　“現在最怕的是孩子被遺棄在外面，你看這條路多偏僻。”3月18日晚，廣州市社會工作協會副會長朱靜君前來探班。自3月15日晚上起，棄嬰島周邊就有社工來“守島”，在路燈、手電射出的光圈下，她們安撫、勸阻家長，并為他們登記，提供兒童救助咨詢。“嬰兒安全島”關閉當晚，包括劉釗在內，共有四撥不知情的家長，被社工勸離。次日，又有兩撥被勸走。到3月18日晚，這個數字降為零。

　　何處是歸途?朱靜君認為，我國的社會福利水平太低，尤該呼吁政府能夠推行孕檢免費，因為只有母親的健康才有家庭的幸福。

　　根據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粗略統計，全國各地設立的“嬰兒安全島”接收的棄嬰，99%都是病殘兒童。

　　安全島應該是最后一道防線。朱靜君表示，工作中發現很多家長對于社會救助體系不了解，不知道如何申請救助、孩子又符合哪種政策，她們將積極收集各地民政系統的政策資源和慈善機構的救助資源，準備編寫成小冊子，發放給家長。同時，對一些居住在廣州的棄嬰家庭，將考慮分流到街道的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由街道社工繼續跟進。

　　但蘇揚對依靠救助機構這條路并不樂觀，他跟多名家長交流過，“那些申請操作起來很繁瑣，要各種證明材料，但有些孩子實在等不了，如果整個社會的兒童福利保障機制不行，單靠那些慈善機構，是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

　　至于劉釗，在妞妞出生后，并未嘗試過任何社會救助，他甚至搞不清大病醫保的概念，執著地堅持“不可能有白飯給你吃”的推定，以為兒童參保就是要自己到保險公司買保險，“知道孩子有病，保險公司不可能賣給你吧?”

　　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詹成付透露，民政部正在研究對接收棄嬰較多的福利院給予一定資助，并協調當地資源予以分流。此外，民政部正會同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制定重病殘兒童社會保障政策，減輕其家庭負擔，減少被遺棄的風險。

　　劉釗夫婦還在焦急地等待社工提供進一步幫助，除了等待，兩人不知能為妞妞做點什么。被勸回的第三天，他們曾帶著妞妞去大醫院檢查雙腿，醫生都開了檢查項目的單子，病還是沒看成。單子上的各項檢查費用加起來有4000多元，相當于劉釗兩個月不吃不喝能夠掙下的錢。他們拿不出。

　　劉釗說，如果有辦法救妞妞，我可以放下所有尊嚴。他最為期待能獲得政府部門的幫助，“這些問題政府應該出面解決。他們能給我一些幫助，孩子我是肯定不會送去的。”

　　但他也愿意嘗試別的途徑。在福利院的勸諭信中，最后一條是“還可以向新聞媒體和民間慈善組織求助(報紙、電視、網絡、廣播)”。盡管有顧慮，劉釗還是愿意在媒體面前自揭傷疤，希望有社會機構及好心人士看到關于妞妞的報道，救孩子一命。

　　他對記者唯一的要求是，給孩子的臉打個馬賽克，“也許以后，這個孩子還有很長久的生活。”

　　在臨別前，他木然地站在出租房門口，說自己也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如果我維持不了，孩子最終還是只能走向福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