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遺傳因素一樣，大量研究也證實教養方式和犯罪的關系，且教養更具決定性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精神病學研究員李.羅賓斯在一些行為有問題的孩子們身上做了一系列研究，并且一直追蹤到他們的成人時代。這研究揭示了兩件事：第一個是幾乎每一個患精神病的成人都像孩提時一樣極度的反社會;第二個是在反社會特征評估中取得高分的孩子中有接近50%的沒有變成患精神病的成人。換句話說，早做評估是必要的，但評估結果并不足以預測誰最終會否成為一名暴力罪犯。

　　還是前面提到的MAOA-L型基因，2002年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家苔莉·莫菲特(Terrie Moffitt)領導的研究小組就發現：MAOA-L型個體“只有”在成長過程中受到過虐待才會表現出反社會性問題。也就是說，即便具有MAOA-L型基因，如果擁有恰當的教養方式，仍然不會出現反社會人格。

　　綜合這些信息再回看本案，可發現扣動施暴扳機的仍是后天教養

　　賓夕法尼亞大學神經犯罪學(Neurocriminology)專家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曾說過，基因給犯罪上膛，環境扣下板機(Genetics load the gun, environment pulls the trigger)。” 在此案中，這也表現的十分充分。

　　“暴力和逃避責任”是女童和其父母共有的行為模式，而這直接導致了悲劇

　　相較于遺傳，環境對犯罪的影響更具決定性。根據現在披露的信息，女孩的父母對慘劇難辭其咎。而在女孩父親的解釋中，女孩的踢打成了“表達愛”和應對男孩“不友好”的方式，自己的孩子似乎只是錯在不會表達“感情”。事發后，女孩和母親第一時間逃往新疆，而且至今沒有道歉。再加之，打罵的教育方式。可以說，這一家三口的行為模式如出一轍，寫滿了“暴力、逃避和欺騙，而且極度缺乏同理心。”

　　而同理心恰恰就是反社會人格所缺少的機能。這些人能理解施暴是錯的，但是他們不能感受到“錯”引發的難受體驗，也沒有正常人見到殘忍場面就把自己代入受害者感情的能力，所以就會以一些莫名其妙的方式應對。這也是父母后天對孩子的教養產生的結果。

　　此案也給了我們一個正視和解決此類問題的契機

　　實際上，事已至此，除了追責，對這個女孩和他的家庭都應該有比較細致的評估。父母究竟是否應該繼續撫養，女童是否應該接受強制治療或者行為矯治都應深究。這些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刑責年齡不夠就不予立案就能解決的。

　　犯罪心理學家李玫瑾也曾發表過類似觀點，她認為：我們的社會需要“危險人格評估”，在分析具體的心理歷程中，發現問題后還要找到有效的解決途徑。比如在某些國家，如果發現家庭出了問題，父親吸毒，母親改嫁，孩子無人管或具有暴力傾向，這時候社會就會啟動評估機制，決定是否干預這個家庭。而干預家庭不只是為了幫助一個孩子，更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安全。結語某些遺傳和生理因素的確會使人更易犯罪，可相較于生理上的“傾向性”，后天教養對犯罪有更決定性的影響。總結來看，科學認識先天因素對防控犯罪是條捷徑，但真正能減少犯罪行為改善現狀的鑰匙還在于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