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類是“謀生型父母”，特指那些為了謀生而外出打工的“候鳥族”。他們外出打工或求學、經商，只在重大的節日如春節期間回家。這是中國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中國農村絕大部分父母都外出打工，按照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的比例來看，中國一半以上的父母常年不在孩子的身邊(只有少數父母外出打工時把孩子一同帶到了城市)。

　　“工作型父母”尚可以在晚上陪伴自己的孩子，并對孩子的成長問題做出及時的回應和調整。“謀生型父母”和“事業型父母”則完全沒有時間陪伴孩子的成長，他們往往將教育孩子的責任轉交給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

　　“謀生型父母”把孩子交給祖父母是一個無可奈何的辦法。祖父母是否能夠成功地教育孩子，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謀生型父母”已經讓孩子感受到做父母的辛苦和辛酸，讓孩子一起分擔家庭的責任，讓孩子體驗并分擔父母的生活負擔，讓孩子盡早建立“責任感”，“人窮志不短”“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讓孩子在心里暗自發誓：為了不讓自己的父母遭受更多的痛苦，自己必須盡早“當家”，拯救家庭。

　　第二，“謀生型父母”最好和孩子以及孩子的祖父母一起制訂嚴格的生活規則和學習規則。制訂規則并不困難，困難的是祖父母真實地承擔了教育孩子的責任，讓孩子承諾：“保證遵守規則，如果破壞了規則，愿意接受嚴厲的懲罰。”孩子的理性并不成熟，他們一旦離開了父母的視野，一旦沒有了父母嚴格的監控，他們容易受同伴的影響而染上種種壞習慣。這需要“謀生型父母”在遠方對孩子有基本的“遙控”，一旦發現孩子破壞了規則，孩子必須接受懲戒。孩子的成長既需要真誠的賞識，也需要有嚴格的懲戒。若發現孩子既破壞了規則又不愿意接受懲罰，可以考慮把孩子帶在自己的身邊，親自教育孩子。甚至可以考慮讓孩子暫時休學，讓他體驗生活的辛勞和辛酸。

　　第三，“謀生型父母”容易犯的錯誤是：因外出打工而對孩子有愧疚感，因愧疚而遷就孩子的胡鬧。“謀生型父母”容易犯的更大的錯誤是：年幼的孩子不懂事，孩子長大后就會懂事。自己在外面辛苦地掙錢，將來就可以讓孩子體面地生活。這樣做的后果是：如果孩子年幼時養成了壞習慣，錯過了教育的關鍵年齡，孩子長大后，積習難改。對于壞習慣的孩子來說，父母掙錢越多，孩子性格越壞。父母的錢不僅不能讓孩子過體面的生活，反而讓孩子成為可恥的“寄生蟲”和“啃老族”。

　　這樣看來，“謀生型父母”在教育孩子時并不復雜，關鍵是讓孩子和父母一起體驗生活的辛勞與辛酸。比較而言，“事業型父母” 比“謀生型父母”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顯得更加艱難、更加復雜。比較普遍的現象是：貧窮的孩子往往容易適應學校生活，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反倒容易成為厭學者、逃學者或輟學者。富裕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中國的古訓不幸而言中：“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绔少偉男。”

　　對于“事業型父母”來說，事業也是第一位的。他們迷戀自己的事業，他們看重名譽，珍視金錢，追逐權力，他們是一群積極的 “入世”者。一般人無法理解他們的追求。他們會拒絕一切有關“知足常樂”的說辭，他們是一群有欲望、有野心，暗流涌動、激情澎湃的人。他們也有足夠的理由放棄親自教育孩子的責任，他們更愿意把教育孩子的責任移交給他人。他們已經無法模仿“謀生型父母”去教育他們的孩子。他們已經擁有比較優越的家庭條件，他們已經不需要為生活奔波，他們面臨的問題只是：如何利用家庭條件的優越而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而不是相反：孩子因為家庭條件的優越而胡鬧、任性、有攻擊性，以至于厭學、逃學、輟學。

　　同“謀生型父母”一樣，“事業型父母”也往往把孩子交給祖父母或保姆。“事業型父母”需要尋找新的家庭教育模式。新的家庭教育模式可以考慮三個策略：

　　第一，“事業型父母”可以坦率地告訴自己的孩子：“我喜歡我的工作”。給孩子講述自己在工作中的樂趣，讓孩子一起分享自己的快樂，而不是在孩子面前“哭窮”或裝出痛苦無奈的樣式。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一切機會，以自己對事業的理解和迷戀，培育孩子的“事業意識”和“領袖意識”。

　　第二，父親和母親之間有一個分工。如果父親選擇了事業，則母親回家陪伴孩子；如果母親選擇了事業，則父親回家陪伴孩子。

　　第三，如果父母都選擇了事業，則可以考慮付出較高的代價，為孩子尋找受過專業訓練的“家庭教師”，而不是簡單地把教育孩子的責任推給“保姆”。父母本人親自教育孩子原本就會遇到大量的困難，當父母把教育孩子的責任轉交給祖父母，這個困難會加倍擴展。如果將孩子的教育責任轉交給保姆，問題就更加嚴重：保姆可以為孩子提供飲食起居的生活照料，但幾乎不能嚴格要求孩子做正確的事情和正確地做事情。孩子在兩歲甚至更小的年齡就能察覺身邊人的地位，幾乎每一個孩子都是“勢利眼”。孩子會根據他的 “勢利眼”來評估保姆的教育威信。孩子一旦認定保姆沒有教育威信，他會拒絕保姆的任何規勸，他甚至會不尊重保姆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