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臺北學生注意到了大陸奇特的培訓班文化。這名中國美院的學生對兩地進行了比較：臺灣沒有那么多專為考試服務的畫室，而大陸的學生把在畫室學習當作人生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考不上就完了。他疑惑地問：“畫畫不是興趣嗎？畫畫應該沒有壓力啊！”

　　大家都把興趣班當成應試捷徑的一個結果是，行情水漲船高，為了加分或者應試而學的孩子并沒有得到這方面的回報。據了解，杭州一所小學，班主任曾讓孩子們填興趣特長，一個班50個孩子，35個孩子在學鋼琴。老師不得不宣布說，彈鋼琴不算特長，因為“會的人太多了”。

　　據了解，2012年杭州建蘭中學招生，以特長生名義報名的學生就有三四百名，其中鋼琴十級的學生就有60多個，而按照學校的招生計劃，鋼琴特長生只招收一兩個。

　　問題是，經過如此慘烈廝殺進入民辦中學的藝術特長生，很多人會在初中比較嚴峻的課業壓力下，放棄藝術特長。

　　當興趣班成了“信仰”，這些奇特的場景才能在各地上演：周末孩子在少年宮上一天的課，家長就在外面扎帳篷，孩子睡個午覺繼續上課。幼兒園也不能幸免，四五歲的孩子下了課，家長在走廊上喂飯，這些還沒有解決自主吃飯問題，晚上還要抱著奶瓶入睡的孩子，吃完飯要接著學習。

　　杭州市第二中學是當地重點高中的“第一梯隊”，近年來挑戰“輕負高效”教學，希望能“把時間空出來讓孩子玩”，結果遭致家長集體反對。“他們問我，為什么不把時間利用起來給孩子補課？”校長葉翠微說。

　　杭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處處長蔣鋒也有類似苦惱，“我們這兩年開始重點查違規補課，有天晚上十點多，有家長打進市長熱線‘12345’投訴，我以為哪里在違規補課了，結果家長要投訴的是‘為什么不讓孩子補課’！”

　　“我覺得現在的孩子很可憐，真的很可憐。”長期關注幼兒教育的浙江省特級教師王芳說。即便在看似離高考指揮棒十萬八千里的學前階段，家長們“很急，很瘋，很可怕。”

　　“家長患了一種病，集體焦慮癥。”浙江省教育學會副會長魯林岳說，“這種病是我們整個社會焦慮的折射，一些政府部門是GDP導向的，一些教育單位是GDP導向的，所以大多數家長不能幸免，無法超脫。”

　　“另外一個原因，今天的家長對子女追求成功的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因為現在大多數孩子是獨生子女，獨生子女的成敗對家庭來說，是百分之百，簡單的就是說，輸不起。再追究下去，跟我們的文化、傳統教育價值觀有密切關系，跟人才觀、幸福觀存在誤區有密切關系。”

　　“我覺得身邊的同學都很急，急著嫁人，急著找個穩定的工作，”在浙江大學新聞系就讀的臺灣學生李伶在接受《錢江晚報》采訪時說，“臺灣的年輕人大多追求自己的夢想，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再考慮安定下來。”

　　浙江大學社會學教授馮鋼說：“有一種理論我聽了不知道多少遍，家長對孩子說，如果考不上大學，你怎么跟有錢人家的二代拼，你怎么跟機關領導干部的二代拼，你根本拼不過。你唯一能拼的，就是你如果考進大學，你可能還有希望。”

　　馮鋼說，從上世紀90年代后，社會結構開始逐漸固化了，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如果說一個社會所有能夠向上流動的渠道只有一條，就是考大學，那么家長肯定都圍著高考打轉。

　　馮鋼說，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家長焦慮不能完全避免，但當焦慮成為一種社會群體性疾病，并且非理性地互相傳導蔓延時，那么在這個群體中最脆弱的那些人，一定會出現不理智的行為。而這些行為的承受者是他們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