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相龍說，我國人口老齡化階段跟西方發達國家比還是初期，而且今后20年還將有兩億名農民進城，其中一億多人將成為城市勞動力，再加上每年600多萬名大學畢業生，“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用過分渲染”。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研究預測，我國未來10年每年勞動力資源穩定在九億人左右。

戴相龍建議允許單方獨生子女夫妻生二胎

　　中美清潔能源論壇主席丹尼斯·布雷西也認為，過去20年間，中國從鄉村到城市的“移民”人數達近三億人。今后每年仍將有1500萬-2000萬名此類“移民”，“這是中國勞動力的巨大源泉”。

　　但在社會保障影響方面，戴相龍認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最大問題是加大了養老金缺口。我國現在保險業資產超過六萬億元，養老相關部分只有約一萬億元，而城鄉居民的儲蓄總額約為40萬億元，“好像能夠養老，但錢在富人手里多，而且保值增值很困難”。

　　建議多措并舉釋放新紅利

　　與會的國內外專家建議，中國宜根據實際情況，借鑒相關國家經驗，適時“微調”人口政策，提前預判并應對養老金缺口問題，擴充社保儲備基金，同時通過科技創新和提高勞動者勞動技能釋放新的紅利。

　　一是適時“微調”人口政策。戴相龍建議，我國可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前提下，適時對人口政策進行“微調”，比如允許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胎。此外，還可適時延長退休年齡。遲福林認為，可著眼于未來l0-20年重新制定人口戰略，從提高人口素質、提高人力資本角度考慮，由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強國。

　　二是提前預判并應對養老金缺口問題。西室泰三說，日本在此方面的經驗之一是注重對年輕人進行醫療和營養教育，以降低養老成本。戴相龍認為，可考慮借鑒一些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養老金的30%來自公眾養老金，30%來自于企業補償養老，40%靠個人，發展公共養老保險、普通養老保險、個人保險“三個發展”的政策。科爾德則認為，個人養老及私營養老機構未來在中國應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三是通過劃撥國有資產充實社保基金，增加社保基金戰略儲備基金。“通過劃撥國有資產充實社保基金，可使社保戰略儲備基金到2020年達到三萬億元至五萬億元的規模，留待未來高齡化高峰時使用。”戴相龍說，此外還需堅持實行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政策。

　　四是提高勞動力技能釋放新的紅利。新型城鎮化帶來的農民工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但這部分勞動力的勞動技能有待提高。科爾德認為，印度和美國采取以市場為導向的模式，在增加勞動力流動性以及勞動力培訓和資金扶持方面釋放了新紅利，值得中國借鑒。